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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贬官与白居易的人生转变——纪念白居易诞生1250周年

来源:欧宝彩票平台  作者:欧宝彩票官网  2022-10-06 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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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十年(815)岁暮,身在江州司马任上的诗人白居易(772-846)给他的好友元稹(779-831)写了一封四千字的长信,后来题作《与元九书》,收入《白居易集》卷四十五。这封私人通信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值得玩味深究的地方很不少。

  从“诗歌大端”即基本的诗学理论来说,这封信里的立论大抵上是将先秦以来“诗教”老传统与中古以来“缘情”新传统做了一个综合,堪称有根有据,立足甚稳。白居易写道: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所以诗歌的作用就是“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洩导人情”,最终达成“天下和平”的大好形势: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理想,白居易自己大写两类诗:讽谕诗与闲适诗。前者是为皇帝了解下情提供参考,以有助于治理天下;后者是抒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从而与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这两方面自己都已经尽力,在“抒下情而通讽谕”(班固《两都赋序》)这一方面付出尤多。

  白居易在这封信里要向好友倾诉的重点在于,自己按经典行事,写了一批讽谕诗,完全合于儒家的大道,一向忠君报国,作为一名谏官(左拾遗),自己全心全意地尽到了责任;想不到结果却非常之糟,竟然因此被贬官,发配到这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州来了,天涯沦落,令人痛哭流涕——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一大怪事!江户时代狩野常信《中国三十六诗仙图》之白居易像

  按当时官方的说法,白居易由地位相当不错的宫官太子左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由于他在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一事上越位先于谏官言事,以及他道德上的某种瑕疵,即所谓“浮华无行”“甚伤名教”(详见《旧唐书·白居易传》)。事实上后者纯属污蔑,前者虽说事出有因,但也只是表面文章;白居易本人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自己先前写的那些讽谕诗得罪人了,而且得罪了不少要人,自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白居易沉痛地向老友分析说: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为什么这些诗会给白居易带来许多麻烦呢?看看原作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其《贺雨》诗云:

  这首诗的主题是歌颂当今皇上圣明,关心农业生产,大旱之年下诏罪己,获得神效,天降喜雨,问题解决。诗中提到近年来的三大胜利,一是元和元年(806)一举讨平了割据称雄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巴邛恢复了平静;二是元和二年(807)又平定了妄图谋反的镇海节度使李锜之乱,江东形势迅即归于正常;其三就是当下求雨得雨的奇迹了,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四年(809)条下有记载云: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奉进。”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以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白居易等两位翰林学士乘求雨的机会提出若干有利于民生的建议,得到认可以后恰好就下雨了,真是皆大欢喜。大旱解除后,白居易再接再厉,写出自己的《贺雨》诗,其中全是润色鸿业,为什么还有许多官僚认为“非宜”呢?问题大约出在结尾处的“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这两句上:似乎宪宗皇帝可能会有始无终,现在只是为了求雨才做了这么几件好事似的。史称宪宗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旧唐书·白居易传》);而在一般的官僚看来臣下应懂得规矩,哪里有当今圣上需要一介翰林学士左拾遗提出这种希望和教训的道理?

  唐代要算是比较自由的时代,在“权”之上还有更高的“道”,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原则大家也能认同;但真的跑出来向皇帝说这一类带有劝诫指导意义的话,仍然显得“非宜”。白居易书生气太浓厚了,胆子也忒大了些!事实上儒家理想主义未必能为现实生活所接受。白居易要小心点了。白居易的另一首诗《孔戡》也是写得很不合时宜。其诗云:

  孔戡是中唐时代一位官阶不高而名气很大的正人君子,以敢于向顶头上司提出意见著称。他在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的幕府里任书记,曾一再义正辞严地向卢从史提出意见和规劝,卢从史虽然很不高兴,总算还能听取,后来孔戡离开了昭义,卢从史便放手为非了,终于垮台。元和五年(810)孔戡去世后,韩愈为作墓志,着重记载了他高尚的言行——

  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讳戡,字君胜。从史为不法,君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羞,面颈发赤,抑首伏气,不敢出一语以对。立为君更令改章辞者,前后累数十。坐则与从史说古今君臣父子道,顺则受成福,逆辄危辱诛死。曰:“公当为彼,不得为此。”从史常耸听喘汗。居五六岁,益骄,有悖语,君争,无改悔色,则悉引从事,空一府往争之。从史虽羞,退益甚。君泣语其徒曰:“吾所为止于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辞去,卧东都之城东,酒食伎乐之燕不与。当是时,天下以为贤,论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会宰相李公镇扬州,首奏起君,君犹卧不应。从史读诏曰:“是故舍我而从人耶!”即诬奏君前在军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卫尉丞,分司东都。诏始下,门下给事中吕元膺封还诏书,上使谓吕君曰:“吾岂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将浴临汝之汤泉,壬子,至其县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于朝,处士相吊于家。

  君卒之九十六日,诏缚从史送阙下,数以违命,流于日南。遂诏赠君尚书司勋员外郎,盖用尝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从葬河南河阴之广武原。君于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始举进士第,自金吾卫录事为大理评事,佐昭义军。军帅死,从史自其军诸将代为帅,请君曰: “从史起此军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无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为。”君不得已留。一岁再奏,自监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从史初听用其言,得不败;后不听信,恶益闻,君弃去,遂败。(《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

  白居易以其人为题的诗,热烈歌颂孔戡的正直高尚的品质。敢于坚持正确的主张,而且公开发表,完全不顾个人的得失,在利禄面前则畏避退处——白居易认为一个正派的官员应当如此,他对孔戡的去世深表哀悼。

  白诗本无可挑剔,但在当时许多只习惯于等因奉此、守住饭碗的俗吏,对于如此高调歌颂孔戡很不以为然,他们大为“不悦”。上司的话是一定要听从,而且要照办的!于是儒家理想主义者白居易于无意之中就得罪了人,后来终于要为此付出代价。

  《贺雨》和《孔戡》之得罪人还不算非常明显,《秦中吟》就要严重得多了。这一组诗包括十首,写法略近于议论文中的“一事一议”,其中有些涉及一般的社会风气,例如《议婚》谈财富对婚姻的影响,穷人家的女儿不容易嫁,而富家女则成为抢手货,全然不看那些小女子本人的素质;又如《伤友》说当年的贫贱之交一旦变得阔气就不认识老朋友了,“曩者漆胶契,尔来云雨睽”——这样一般地普泛地议论议论,大抵还不至于惹出什么麻烦:而一旦谈到政治问题,涉及到具体人物,问题就出来了。典型的如《重赋》:

  诗中指出,行之多年的“两税法”如今已经有了明显的弊端,基层官吏横征暴敛,说要把“羡余”上交国库,献给“至尊”,农民的负担很重,而被迫交上去的缯帛却在国库里烂掉了。这样的批评对象甚广,甚至涉及“至尊”。

  又如《轻肥》矛头直指中唐以来气焰极高的宦官,诗中主要的批评虽然在于他们生活上的奢侈而未尝涉及政治问题,但已经是摸了老虎尾巴,得罪了“权豪贵近者”,后果很严重。

  还有像《不致仕》,批评年老而呆在官位上不肯退休的高官,具体涉及的对象是口碑一向不错的杜佑(735-812),后来杜佑的孙子杜牧(803-853)对白居易始终不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秦中吟》中这首诗是早已埋下的一个远因。

  青年时代的白居易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他只是想到这样做一则合于传统的理论和道德,二则也是忠于皇帝和国家的表现,应当说是立功的行为;可是他忘了,官场是一个必须尊重高层和领导的地方,也是内卷很厉害的名利场。到很久以后,当白居易成了资深高官的时候,他才把官场的这一套完全吃透,终于收拾起早年的锐气,平安为官,过他的舒服日子去了——当然他也从未做过什么坏事。

  《与元九书》里提到的《登乐游园望》和《宿紫阁山北村》问题更大。前者追究元稹被贬往江陵的责任。查此事完全是宦官作威作福、以势压人造成的。《旧唐书·元稹传》载:“宿敷水阁,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伤稹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明明是宦官刘士元作威作福,冲进元稹业已先行住进之厅,而且动手把人打伤,后来却反咬一口,诬说是元稹作威作福,于是就贬了他的官。中唐政治空气之恶浊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白居易此诗为好友元稹鸣不平,于是他也就得罪了宦官,而执政的宰相却完全站在宦官一边。

  《宿紫阁山北村》直截了当地抨击在宦官领导下的神策军(御林军),他们竟然像强盗一样抢夺老百姓的私人财产:

  中尉是神策军的领导,他的表现简直就像是强盗头子,而其人正得到皇帝的恩宠。这首诗不稍假借地深刻揭露神策军的罪恶,捅了“握军要者”这个巨大的马蜂窝,甚至还有一点把皇帝拉出来陪着挨批的意思。这首诗乃是白居易讽谕诗中力度最强的一首。

  《登乐游园望》得罪了宰相,《宿紫阁山北村》得罪了神策军中尉。在皇帝之下,这时唐朝的中枢有两大权力部门,一是以宰相为首的高官集团,一是由宦官组成的特殊团伙,白居易左右开弓,把这两边都得罪了,如此,则他自己离翻车看来已经不远了。

  何况白居易还有一组五十首诗构成的《新乐府》,也像《秦中吟》那样,一事一题,涉及中唐社会政治生活中大量的负面现象,加以暴露批评,得罪的方面就更多了。批评社会现实的诗人,在官场里一定会大碰钉子,他自己的日子一定好过不了。鲁迅曾经指出,在西方诗坛上曾有一种“摩罗诗派”,该派“大都不为顺时和乐之音”,“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坟·摩罗诗力说》)。而白居易自己在《与元九书》中则说:“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用很大的力度暴露问题的诗人在官场里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白居易安慰自己说,自己现在尚能保住五品官,每个月有四五万薪俸,已经很值得感谢了。

  从白居易这一席聊以的话里可以感到,他对于官品和官俸其实是很在乎的(参见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这样看来,他将与讽谕诗告别,大约乃是早晚的事情。

  经过江州贬官的挫折,四十四岁白居易人生态度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敢说敢干、积极进取、大胆干预政治社会,一变而为求稳求安、谦退自保。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历程,其间的转折点即在江州。陆小曼绘《琵琶行》展现了白居易在江州所作《琵琶行》诗的意境

  初到江州时,白居易也还写了些讽谕诗,而其内容、调子同先前在首都时写的那些很有力度的作品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在他自编诗集的第一卷里,《放鱼》一首题下有注云:“自此后诗到江州作”,后面还有《文柏床》《浔阳三题》(《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和《大水》,读一读这六题新诗,可以明显地感到,他诗歌创作的方向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换。《放鱼》诗云:

  家僮出去买菜,有两条鱼还是活的,白居易就把它们放养在池子里,后来觉得池子太小,不是长远之计,干脆放到连通着大江的南湖里去,愿它们“好去勿踟蹰”,又特别声明说,自己的放生并不追求对方有什么报答。南方水乡各地买卖鱼虾一般都要是活的(死鱼死虾很不值钱,还往往卖不出去,至今仍然如此),白居易由北方初到江州,觉得稀罕,遂特别为此作诗。这样的作品很接日常生活的地气,与政治社会完全无关,自不会得罪任何人。

  文柏材质甚好,有纹理华彩,就被砍伐加工做成家具,有“好文章”适足以自伤自残原是《庄子》里早就发表过的感慨,白居易此时忽然也致慨于此,也许同自己的遭遇有点关系吧。以老生常谈入诗固然也未尝不可,但意思有限。

  《浔阳三题》也是就植物发抒感慨的。三题之前有小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华,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物以稀为贵,以多为贱,实乃人之常情,特别加以歌咏,不可能有多少新意,也难有力度。

  《大水》是就江州城乡一带多发大水一事来写的,这本来很容易联系到应当关心民间疾苦、加强水道疏浚等等主题上来,借以“补察时政”,不料白居易却另有着眼点:

  大水一到,一般人受害,唯有行船的师傅可以比平时更多获利。诗人告诫他们,这种得利是不能长久的!这样立言也许会得罪“佣舟子”,那是毫不可怕的。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本来有志于挽救“诗道崩坏”、欲以大写讽谕诗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白居易,在稍经蹉跌之后就变成竭力避开敏感话题,发些无关痛痒的感慨了。他本来有点不满于杜甫,认为其人足以裨补时阙的作品未免太少,不料他本人离杜甫尚有很大的差距!

  白居易认为,自己的被贬,跟先前写了那么一批讽喻诗有关。主观动机与社会效果完全相悖,令人十分悲痛,简直无话可说!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只好改变自己。诗人后来文学态度同《与元九书》中正面阐述的主张形成巨大的拐弯,其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受不了贬官这样的打击。

  杜甫终身坚持他的理想主义,风骨硬朗;白居易则灵活多了,后来在“牛李党争”愈演愈烈的艰难岁月里,他一直悠然于局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旧唐书·白居易传》称颂他“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他又活到将近八十岁,在唐代诗人中要算是一大寿星。在这样的格局里,早先那种锋芒毕露的讽谕诗便搁笔不写了。

  就逐步成熟了白居易而言,讽谕诗只是他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段早年的奋斗史。《与元九书》其实是写来同过去告别的,但是他并不承认过去的理想主义有什么错误,错就错在崇高的儒家理想如今行不通。

  古代作家中放弃早年理想的大有人在。白居易曾自称“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折剑头》),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刚柔相济的。白居易写讽谕诗虽然不免虎头蛇尾,其前后的人生态度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他自编集子的时候仍然将讽谕诗列在最前面,《与元九书》自然也郑重编入——儒家的诗学原则他并没有忘记。对于这样的态度,文学史工作者应予理解之同情,他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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